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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電廠 |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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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的能源轉型之路走得跌跌撞撞，那麼其他先行的國家究竟是怎麼做的？本篇將從三位分別赴日本、韓國、德國觀察綠能經驗的倡議者觀點，對照台灣公民電廠的困境與契機。
日本是率先將公有屋頂釋出，實踐公共財的精神，支持公民發電事業；韓國是由地方政府帶頭創新，而非光靠中央政府。而德國則透過立法，優先保護公民電廠，並使綠能利益盡可能與在地分享。
放眼世界趨勢，皆是以打破國家、大型資本對能源的壟斷，主張分散式、去集中化的能源自主精神，透過政策鼓勵和法規修改，來支持公民電廠。台灣卻為了求快，反其道而行，將發電主力寄望於商業資本，卻犧牲了整體社會參與能源轉型的機會。
日本公有屋頂招標，優先保障市民團體
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南辦主任陳婉娥在2019年參訪日本京都的「市民協同發電制度」，她在交流中深刻體認，「再生能源不能只用市場獲益的邏輯，而必須轉化為跨世代的環境利益、減碳價值，更必須成為整體社會共享的公共利益，才是能源轉型的完整內容。」
陳婉娥舉例，京都府在釋出公有屋頂時，雖同時開放給企業跟NGO來參與，但評選時不是看承接者的資本規模、技術執照，甚至分配多少利潤給政府，「在社會團體、學者組成的遴選委員會，評選機制更傾向社會面，講究計畫的公益性質與在地社群的連結。」
陳婉娥強調，「透過制度設計，要求光電商必須把光電跟社區與公共服務綁在一起。參與團隊會認真構思在地回饋方案，把創意發揮在營運計畫中。」例如有NGO承辦學校屋頂時，就帶入能源教育，跟自然科學老師一起研發高年級的能源課程，成為學校的辦學特色。
由於企業相較於NGO更有財務優勢，因此評分時，遴選委員會對企業的標準較NGO更高。在提案投標時，NGO也享有比企業更加充裕的計畫期程。陳婉娥認為，京都府這些細緻的操作，在在展現推動公民發電的決心。
京都市民已繳稅，公益團體承接屋頂不用再付租金
最令陳婉娥震撼的是，市民團體承接公有屋頂完全不需負擔租金，「市民能源—京都」的代表說：「一般廠商利用屋頂發電是營利，所以要付租金。但是公眾為了興建公共建築已經付過稅金，如果NGO基於公益發展而取得公有屋頂，不應再付第二次錢。」
《京都議定書》在京都簽署，使得京都市民、公民團體對環境永續發展有很高的責任感跟榮譽心，陳婉娥在此行也深刻感受到，「身為國際級古蹟城市，京都對於公共財的觀念非常強烈。」這使得地方政府對於市民參與發電規畫，具有非常清晰的邏輯。
陳婉娥還觀察到，投標企業若選擇京都當地的下游廠商協力，評分也會越高，換言之，政府跟公民團體、在地企業都努力讓公有屋頂的經濟效用及社會效用發揮到極致，並盡可能留在當地。
韓國：地方政府結合社區行動，發動由下而上的力量
曾赴韓交流的地球公民基金會主任蔡卉荀，則對於韓國地方政府的積極作為印象深刻。「韓國是扎扎實實地由地方政府拿出資源來推，把能源納入城市治理。在台灣，能源卻都是中央政府在著急。」這個差別讓她印象深刻。
自從2012年朴元淳市長上任首爾市長後，請市民提案打造自己社區的政見，藉以凝聚市民的社區意識。以著名的盛大谷村為例，居民展開社區自主行動，50個媽媽串聯舉辦節能比賽，帶動整個社區在數月內取得節電20%的成果。
盛大谷後來更集資成立節能合作社，經營能源超市，展示販售節能產品、舉辦親子能源手作課程，宣導舊屋改裝節能撇步，並裝置太陽能板供應店鋪的用電，積極向其他社區宣導太陽光電及各種節能行動。2015年盛大谷更募資設立社區太陽能發電合作社，實現居民自己參與發電，並將售電收入回饋社區使用。
蔡卉荀強調，「城市是能源治理是很重要的載體，例如首爾、京都都是以城市為一個載體單位來處理能源。」這種城市之間彼此的競爭與政治聲望累積，無形帶動整個國家前進。
中央補貼、地方加碼，補助光電板像補助電動機車
由工研院綠能所架設的「地方能源治理分享平台」，蒐集各式外國城市的案例。其中位於韓國忠清南道的唐津市，近似於台灣的鄉鎮等級，卻富有遠見與企圖心，推出「新能源及再生能源住宅支持計畫」。
這個計畫的特色在於，有中央政府補助、地方再加碼補貼，以3KW屋頂為例，政府就提供將近3/4的補貼，馬上獲得居民響應。這模式就像台灣對電動機車的補助一樣，短短幾年內電動機車就滿街跑。而韓國的整個唐津市由高處望去，樓房屋頂遍布光電板，這就是政府擔任發動機的力量。
德國：合作經濟觀念深植人心，聯邦法律保障公民電廠
棄核煤轉綠電的德國，是台灣最常借鏡的典範。目前任職於台大風險中心博士後研究員的黃慧慈，就在被譽為「歐洲環境之都」的德國弗萊堡大學取得環境與自然資源博士。她觀察，德國的合作經濟組織原本就十分蓬勃，有各式各樣的生活合作社，又因電費高昂，居民熱衷籌組能源合作社，此即公民發電事業的社會基礎。
為了不讓再生能源業集中於大企業、大資本，德國制定了《德國聯邦排放控制法》（BImSchG）。這部法令規範政府有義務保護小規模的再生能源業的發展，確保民間自主的發電事業都得到充分的發展空間。
小規模風能、太陽光電及其他再生能源組織，都在法案的特殊條款保障範圍，包含有居民共同組成能源合作社或社區型能源公司。保護機制有很多種，例如規定得標的小業者，工程期間可以更寬裕，延後兩年建置電廠。
綠能穩健邁步的秘訣：以在地居民利益為前提
黃慧慈指出，目前德國已從躉購制度走到競標制度，由在地居民集資成立的電廠合作社十分普遍，雖然同樣面對一些生存跟法規的問題，但是公民電廠已成氣候，足以在競標中打敗資本額高的再生能源企業。
德國還有一部相當重要的工程規範《VDI 7001》，確保所有涉及公共利益的開發行為，都必須奠基在「良好溝通與公共參與，以及清晰的表達。」她注意到，「有的開發案被拖延7、8年，時程延後許多，但是德國政府並不急於介入解決衝突，而是追求溝通品質與資訊的對等。」政府注重這些原則，有助於再生能源得到社會支持，穩健前行。
黃慧慈觀察，德國衍伸出許多第三部門的NGO團體、協會，專門處理地方溝通，協助將各種影響納進考量，在整個綠能發展的協商機制裡扮演重要角色。
「對於地方不能只用金錢補償，也必須提供相對應的公共設施跟服務，例如圖書館或者公園。」她解釋，德國的綠能開發制度保障「從規畫之初就必須落實於居民參與」，而不是只討論「回饋金多寡」。更驚人的是，為確保綠能利益與在地共享，德國的風電開發，在地居民可以取得30%共同所有權，有的邦甚至規定更高的比例。
成熟法令環境和公平正義原則，才能孵化健康的綠能
黃慧慈認為台灣與德國的社會環境不同，德國經驗或許不能完全複製、移植於台灣，然而值得台灣社會思考的是，德國發展再生能源的重要原則：「必須在規劃階段就把居民利益納進來」、「再生能源的利益分配由在地共享。」
這些觀念在德國能源轉型過程深植人心，在台灣經驗中卻經常付之闕如。台灣的綠能爭議之所以如此頻繁，或許正來自於急促而毫無迴轉空間的綠能開發時程，無論是法規修訂或是社會參與，都被遙遙拋在後頭。